一
近读军事史书，竟读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战俘命运。
如果说战争是一个政治受精卵的话，那在她的分娩物里，有一种最令其羞恼：战俘。战俘是战争的胎儿之一，哪里有厮杀，哪里即有战俘，这是敌我双方都无法避免的尴尬。
“杀身成仁”，似乎永远是英雄的标准贞操，也成了考核一个人对信仰、对领袖之效忠度的最重砝码。作为一枚有“验身”意味的朱印，它已牢牢钤盖在世俗记忆中，更被古今的太史公们一遍遍描红着。
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苏联当局应变不及和决策错误（另一原因在于长期的“肃反”政策，据《西蒙诺夫回忆录》披露，早在战前五六年，红军中的中高级将领已被清洗殆尽，战场上频频上演尉级军官代理师旅长的事），红军遭遇重创，仅1941年夏季被俘人员就有200多万，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统计，整个战争期间，红军被俘总人数高达459万。
即便如此，并不能否认苏军官兵的顽强与勇敢，就连德军战况日志都证实，绝大部分苏军官兵是在负伤、患病、弹尽粮绝的情势下被俘的。应该说，他们为国家尽力了，哪怕在战俘营，也没有让红军的荣誉和国家尊严蒙垢。
但他们后来的遭遇极为悲惨，最不堪的并非法西斯的虐待和绞杀，而是来自祖国“除奸部”的审判。苏联前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回忆道——
卫国战争一开始，当局甚至把那些在战线另一边仅逗留很短时间的人也当作叛徒，军队的特别处不经审判就处决形迹可疑的突围出来或掉队的官兵……苏联国防委员会还在战时就通过决议成立特种集中营，以审查从俘虏营获释的和在解放区发现的“原红军军人”……1945年8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关于派送从德国俘虏营中释放的红军军人和兵役适龄的被遣返者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决议》，根据该决议，他们悉数被编入“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人营”，其性质和内务部的劳改营没甚区别。
苏联领导人对被俘红军人员的态度，早在1940年就已确定：苏芬战争一结束，芬兰将5.5万名战俘转交苏联当局。他们被悉数解送到依万诺沃州尤扎镇的特种集中营，四周布满铁丝网……大部分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监禁，剩下的于1941年春被押送到极北地带，后来的命运无从知晓了。（《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
显然，在当局眼里，出让生命是军人的天职，每一项军事任务都须以命相搏，当战事失利时，“活着”就成了罪过，不管何种理由何等情势，被俘都是一种耻辱，都是贪生怕死、怯懦苟且的表现，都是保守妥协、没有将力量耗尽的证明。二战结束后，每个苏联公民都要面对一份特殊表格的拷问：“您和您的亲属有没有被俘过、被拘留或在敌占区待过？”其实，这和我们过去熟悉的“家庭出身”性质一样，皆为一种决定命运的政审试纸。
战争中，一个军人的前途不外乎三种情形：凯旋者、烈士或战俘。对于投身卫国战争的一名苏联士兵来说，能英雄般归来，当然最幸运，而一旦不幸沦为战俘，则落入地狱……即使获释，亦将陷入黑暗之中，一生背负那个象征耻辱的“红字”。
想起了哈姆雷特的难题：生，还是死？
或许，正出于对当局有着清醒的认知（“苏芬战争”那5.5万战俘的遭遇早已对未来者的命运作了残酷预演），二战胜利后，拒绝回国的苏联公民多达45万，其中17.2万是军人。
他们是怀着对国家政治的恐惧，远离母邦和亲人的。
二
应承认，无论何时何地，奢望一个政权或民族，对战俘报以英雄般的礼遇，都是困难的。这从人性心理和世俗文化的角度皆可作答。但像苏联那样视战俘为异类的极端做法，则远非文化所能解释的了，它偏离了本能，超出了正常的世俗逻辑和文化线路……说到底，乃悖人道、非理性的极权所为，乃畸形政治性格和粗野意识形态所致。
庆幸的是，同样是接纳集中营出来的战友，在温煦的太平洋西岸，我看到了一幕风景——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上午9时，盟军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现在甲板上，这个举世瞩目的时刻，面对数百名记者和摄影师，将军突然做出了一个意外的举动，有记者这样回忆：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纳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莱特和英国陆军中校阿瑟·珀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身后。1942年，温莱特在菲律宾、珀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二人刚从“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搭飞机匆匆赶来。
此举让所有在场者都惊讶，都羡慕，都感动。二人现在占据着的，是历史镜头前最耀眼的位置，按说该赠予那些勋章满襟的常胜将军，但这巨大的荣誉却落在了两个在战争初期就当了俘虏的人肩上。
麦克阿瑟何以至此？其中或有深意：二人都是在率部苦战之后，寡不敌众、没有援兵且接受上级旨意的情势下，为避免更多青年的牺牲才终止抵抗的。我看过一幅仪式现场的照片：两位难友面容憔悴，和魁梧的司令官相比，身子薄得像生病的竹竿，可见没少了遭罪。
然而，在麦克阿瑟眼里，仅让他俩站在那儿还不够，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将军共用了五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纳降书。第一支笔，写完前几个字母后送给了温莱特，第二支笔，获得者是珀西瓦尔。其他笔完成签署后，将分别属于美国政府档案馆、美国西点军校（其母校）、将军夫人……”
真是用心良苦！麦克阿瑟用这种方式向这两位忍辱负重的落难者表示抚慰，向其为保全同胞的生命而付出的个人名望的牺牲致以答谢。
与其说这是麦克阿瑟的温情表现，不如说这是价值观的选择——一种悲悯的生命态度和宽容的战争理念。它并非一时兴起，亦非私谊所驱，它是代表国家意志拥抱那些为战争作出特殊牺牲的人，而超常礼遇，是对其巨大自卑和精神损伤的弥补——在将军眼里，只有加倍弥补才是真正的弥补！那支笔大声地告诉对方：别忘了，你们也是英雄！你们无愧于这个伟大时刻！
是啊，难道只有“死”，才是军人最高境界、最高荣誉、最高贞节吗？才是对祖国最彻底的效忠和尽职吗？提出这等要求的同胞岂非太狭私太蛮横了呢？爱惜每一个成员的生命，尊重个体存在的价值，不才是人道社会的诉求吗？
三
平时，我们在军事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中，常见类似的诅咒性台词：“除非……就别活着回来！”“别人死了，你怎么还活着？”
当然，这样的粗话多由反方嘴里说出来。对正方的描写，虽在话语上避开了不雅，但在价值观上难掩相同的逻辑，无论编剧或观众，在对我军落败人员的命运前瞻上，都有一种熟练的定势：烈士，或叛徒。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绝不会老老实实做俘虏的，一旦落败，要么安排他虎口脱险，要么鼓励他拉响“光荣弹”（随着那声轰响，我们的灵魂也骤然获释，轻盈了许多——肉体的毁灭换来的是政治贞操的高潮）。
我们眼里，安排一个人牺牲，恰恰是对其荣誉的捍卫和价值的维护？“赐死”，成了一种隐约的爱？
不错，放弃毁灭而选择被俘，是从“强者”向“弱者”的转化，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贪恋——说白了即“怕死”，可“怕死”有错吗？有罪吗？何以连这种不投敌不叛卖——最低标准的求生——也被视为一种怯懦、无能甚至不洁呢？乃至让一向器重他的人感到遗憾、难堪？
不禁问，我们对“英雄”预支的那份鬼鬼祟祟的期待，公平吗？抛开政治，是否也暴露了一种生命文化的畸形？
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解救人质，在大家眼里，人质显然属于受害者、不幸者、弱势者，我们很少犯如是偏执：为何你老老实实作人质——却不去反抗、不和歹徒拼命？
其实，战俘的境遇和人质差不多。接受“被俘”这一事实，就是向“反抗”告别，向“强者”身份告别——同时，接受失败者角色，接受弱势身份，接受对方的控制。接下来，他最大的任务是：在肉体和精神的服刑中，努力保全生命——直至获释或遇救。
“战士”和“战俘”，确实隔着一条鸿沟，但那是军事鸿沟，而非道德鸿沟，更非政治鸿沟。而且在我眼里，这条鸿沟上是有桥的。
应有一座桥，让生命低着头走过去，平静地走过去。
苏联的做法，即在于它取缔了“桥”。它坚信那是道德鸿沟，是政治鸿沟！是深渊，是危途，是不归路。
四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应是有限的、有边界的，他不应无条件无节制地被牺牲，他不应收到这样的指令和激励。
一位被俘士兵有权说：是的，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
“被俘”固然是一种失败，但它是军事意义的失败，是物质意义的失败，是职业意义的失败，而非意志和信仰维度的。它是力量的悲剧，是肉体的悲剧，但仍不失为一种坚韧的存在，它并未丧失人格的纯洁和精神的硬度，它有尊严，它值得体恤、敬重和答谢。
生命的保全，对自身、对家人、对国家、对未来，皆有重大意义。这个意义是神圣而光荣的。
苏美战俘的不同境遇，折射着相反的战场伦理和生命态度：一个是把军事政治化和宗教化，号召牺牲；一个是让军事人性化和职业化，鼓励求生。前者的气质是森严、苛刻、阴郁，有苦难精神；后者的氛围是宽松、弹性、温情，氧气充足。
麦克阿瑟之举，无疑是在向战场多送一点氧气。
论及“不怕死”，恐怕没有比二战期间的日军更像优等生了。
偷袭珍珠港的“神风突击队”自不必说，在太平洋战争临近尾声、胜负已定之时，驻守科雷吉多尔岛的5000名日本兵几乎全部战死，只有伤残的26人被担架抬着做了俘虏，类似一幕也上演在硫磺岛……如此惨烈的亡魂阵容，如此“视死如归”的炮灰，让人瞠目，它足以让历史上任一个战争狂人都惊艳，都仰慕。
法西斯不仅有坚实的信仰，有堂皇的杀人逻辑，还有血腥的烈士美学，甚至虚幻的英雄人格，比起那些平庸之恶，其危害、罪孽不知要深重多少。
“生”（生命、生存、生活）是最宝贵的，它高于一切派生价值。
生命首先是生命自身，它本身就是正义。在生命的鲜活性面前，一切政治盔甲的包装和贞操面具都是对它的涂篡，一切“特殊材料”的命名和炼钢企图都是对它的异化。
人，是文明的首要目的。
人有害怕和惜命的权利。
生命比政治更神圣，人性比主义更可贵。
（2000年6月）